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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咖啡馆里拿出一台笔记本电脑，边喝咖啡边工作，早已成为许多人的日常选择。尽管总有人不喜欢这个举动，但从未影响这个队伍的日渐扩大。那句“不是在咖啡馆，就是在去咖啡馆的路上”，对于很多人来说早已变成“不是在咖啡馆对着电脑，就是在背着电脑去咖啡馆的路上”。
尤其是在远程办公越来越容易和普遍的今天，许多人厌倦在自家公寓里工作，反而更需要一个相对开阔、温暖、能同时提供咖啡和稳定电源的地方。
不过，如今在巴黎的咖啡馆里拿出一台笔记本电脑，可能是一个冒险举动。因为有一些咖啡馆老板为了保护“咖啡馆文化”的精髓，希望采取行动，杜绝顾客在店内使用电脑。
这是一个自发行为，也是一个集体行为，可见不少巴黎咖啡馆老板们已经“苦电脑久矣”。在他们看来，使用笔记本电脑的顾客可以被称作“擅自占地者”。所以，他们会在咖啡馆门口贴上“请勿使用笔记本电脑”的标识。除了对“咖啡馆文化”的捍卫，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尤其是每逢月底，眼见本月经营目标还未完成，铺租水电和员工工资仿佛“三座大山”，再看着有人叫上一杯咖啡，然后在你面前敲几小时键盘都顾不上喝两口，连续杯钱都挣不着，那可真是“佛都有火”——虽然以上场景是我小人之心幻想出来的，但商家考量成本，不愿意把自己的店变成别人的办公室，也是正常的。
也有许多巴黎咖啡馆老板并不反对笔记本电脑的存在，而是将之视为“咖啡馆文化”走向现代化的证明。还有一些老板则选择了“居中路线”，在咖啡馆里开辟“无笔记本电脑专区”，顾客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不同区域。
巴黎咖啡馆的分歧，在中国城市里远没有这般激烈。在咖啡馆办公是不少人的习惯，尤其是自由职业者，在一些大城市，它甚至会成为咖啡馆的主流，经营者也乐意将“远程办公空间”这个概念作为自身的卖点。也有人并不喜欢这样，我一位朋友就说过：“每次走进咖啡馆，大家都在看电脑，只有我一个人在认真喝咖啡，显得自己特别傻”，但这样的声音小得多。
有人认为，这与咖啡文化进入国内的时间较短有关。我倒是觉得，更关键的因素是“流派问题”——巴黎咖啡馆堪称欧洲咖啡文化的重要代表，它和美国咖啡文化是完全不同的路子。前者崇尚慢，将咖啡馆视为聚会和分享想法的空间，后者则崇尚快，更喜欢标准化生产的连锁店模式，匆匆打包带走是更常见的选择，将咖啡馆作为办公空间，也是商业社会“忙”的体现。所以欧洲人一向看不起美国人的咖啡文化，将之视为“粗劣的快餐工业”，从百年前一直揶揄到今天。
不仅仅是巴黎人，欧洲人都喜欢聊天多于对着电脑。生活节奏缓慢的他们，每天坐在咖啡馆里完全是生活的一部分，一个人就发发呆看看书，两个人就一聊几个小时，反正不会觉得无聊。咖啡馆如此，餐厅也如此。我有一次在比利时布鲁日的餐厅吃饭，侍应很是幽默健谈。当我问他WIFI密码时，他做了个鬼脸，外加很夸张的手势，说“我可不能告诉你，因为你有了WIFI就不跟我聊天了。”我虽然没见识过拒绝使用笔记本电脑的咖啡馆，但却见过专门不提供WIFI，并希望顾客少用手机、专心享用食物的餐厅。
相比美式连锁咖啡的千篇一律，欧洲咖啡馆确实被赋予了更多文化层面的意义，几乎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百年咖啡馆，承载着许多故事与历史。
拿巴黎来说，距离很近的花神咖啡馆与双叟咖啡馆，就都被列入巴黎的必游之地。人们会走上花神咖啡馆的二楼，寻找萨特和波伏娃的座位。当然，还有毕加索和加缪的印记。
花神咖啡馆的传奇在二战期间达到巅峰。1939年，花神咖啡馆易主，新老板是布波，他在咖啡馆内厅装了巨大的炭炉。不久后，巴黎沦陷，花神咖啡馆的温暖火光不但抚慰人心，也让众多反法西斯人士——尤其是作家们——聚在一起，捧着一杯热巧克力，期盼或说等待着胜利。
在此后的四年时间里，萨特和波伏娃每日在此相聚，坐在同一张桌子上，写作或畅谈。萨特说：“花神之路我走了四年，那是一条自由之路”。
1887年，花神咖啡馆开业，位于巴黎第六区圣日耳曼街172号，因当时门前装有一尊古罗马女神Flore的雕像而得名。如今与之呈“三角形文艺地标”的另两处传奇，当时境况不一。对面街的利普咖啡馆已开业数年，而隔壁的双叟咖啡馆，此时还是一家服装店。
1913年，诗人阿波利奈尔投资花神咖啡馆，将一楼变成《巴黎之夜》杂志编辑部。那是最灿烂的时刻，人们相信辉煌可以永续，工业革命带来的文明之火将照耀人类的未来。但谁也没想到，阴霾已经降临大地。1914年，残酷的一战爆发。
一战期间，阿波利奈尔仍会每天定时来到这里。1917年，他介绍菲利普苏波和安德烈布勒东相识，不久后又介绍他们与路易阿拉贡相识，达达主义的班底就此形成。也是在这一年，他们坐在花神咖啡馆里，发明了“超现实主义”一词。次年，阿波利奈尔病逝。
对于美国人来说，花神咖啡馆的名气也大得出奇。1903年，斯泰因来到巴黎，1939年，亨利·米勒离开，这三十多年便是“迷惘的一代”在巴黎的历程。那时的巴黎和缓包容。海明威在《流动的盛宴》的扉页写道：“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，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，她都与你同在，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。”
他们在巴黎游荡，他们在巴黎聚会，他们在巴黎写作。1909年，斯泰因出版《三个女人》，1925年，菲茨杰拉德出版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，1926年，海明威出版《太阳照常升起》，1934年，亨利·米勒出版《北回归线》……
二战后，当巴黎再度变得安逸，花神乃至左岸，迎来了又一代知识分子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各路明星。人们这样记录：“莎朗·斯通喜欢喝一杯香槟，罗伯特·德尼罗喜欢在漫长的上午观察行人。约翰尼·德普没有固定时间，早上、下午、晚上。春天，伊萨贝拉·罗塞里尼喜欢慵懒在露台上。杰克·尼克尔森咬着雪茄晒着最初的太阳。”
花神并非唯一，也并非只属于文化人。对于每个巴黎人来说，咖啡馆都是城市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也是最重要的交流场域。在这种惯性下，巴黎人对笔记本电脑的分歧完全是正常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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